是短衰退,还是大萧条?专家:是非典型危机,不是金融危机

 行业动态     |      2020-04-15 13:06

进入三月以来,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动荡加剧,各路媒体不断以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眼球,一时间各种“大帽子”满天飞,衰退、萧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等提法令人眼花缭乱。如何认识这些专业术语和名词,中宏观察家王军应邀撰写本文。

一般认为,危机是突然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危及组织形象、利益、生存的突发性或灾难性事故、事件等。

3月中旬,世界卫生组织评估认为,由2019冠状病毒(COVID-19)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Pandemic),表明病毒正在跨国蔓延。

受此影响,整个3月份国际金融市场都笼罩在疫情不断扩散的阴霾之下,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市场受疫情蔓延、原油暴跌及市场自身脆弱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出现历史罕见的暴跌。美股10天内发生“活久见”的四次熔断,最大出现了超过30%的暴跌,一度跌破20000关口,抹去了过去三年涨幅。

疫情作为典型的事件冲击和外生变量,引发了本轮经济金融动荡,是一次由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重大全球性危机。之前我们所熟悉的历次危机,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触发点,但其核心特征均是突发性和灾难性的事件,如1987年由程序化交易引发的美国“黑色星期一”大股灾,1998年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泡沫破裂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由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衰退和萧条是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活动的收缩和扩张一般可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经济衰退是指一个经济活动普遍放缓、商业萎缩的时期,其传统定义或技术定义是,经济产出连续两个季度处于收缩状态或显著下降。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IMF)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在界定经济衰退时,都会综合考虑各种宏观经济指标如GDP、就业和失业率、物价水平、工业产出、投资支出、产能利用率、家庭收入、企业利润等多重因素,一般也把2%以下的经济增长认为是轻微衰退。一般而言,经济衰退发生时,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经济萧条一般是指长时期的高失业、低产出、低投资、企业信心降低、商品价格下跌和企业普遍破产。经济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萧条无疑是1929年至1933年之间、爆发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大萧条(GreatDepression),这是近一百年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是整个二十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一次经济衰退。大萧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大萧条爆发之前的1923-1929年,美国经历了一战之后的经济繁荣期,GDP和工业生产增长迅速,史称“柯立芝繁荣”。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迎来了其著名的“黑色星期四”,之后短时间内美国股市连续发生暴跌,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分别在2个月内下跌45%、48%,这与2020年的三月的美国股市何其相似乃尔。此后,大量银行倒闭、大批工厂破产、众多工人失业,美国经济随后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和通缩,1930-1933年,美国GDP同比增速分别为-8.5%、-6.4%、-12.9%,-1.2%,期间CPI同比持续为负,美国经济直到1934年才走出负增长,1937年实际GNP才恢复到大萧条前的水平。大萧条期间,美国股市最大跌幅超过90%,直至20年后的50年代才恢复到原来高点。这次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在1929-1933年间产出下降30%,失业率从3%升至25%,达到5000万人,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8812家银行倒闭,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生产停滞,百业凋零,经济危机加上大萧条时间持续长达10年之久。

此次疫情对经济冲击面之广和程度之深堪称历史级别,全球近200个经济体均不幸中招,供给侧和需求侧均受冲击,消费需求快速萎缩,大量与供给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被中断和抑制,全球大范围限于停摆状态。其中,发达经济体更是深受其害,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100万,超1万病例的有14个经济体,且基本上都是发达工业国。更令人担忧的是,疫情暂时尚未见到明显受控的迹象,这种冲击还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基于上述事实,学术界、业界和主要国际组织普遍预计,全球经济已经面临较大的衰退风险,并可能正处于危机悬崖的边缘。

衰退可以初步确认,那么,此轮全球金融大动荡是否会演化为新一轮全球大萧条?笔者以为,可能性不大。一是实体经济并未遭到根本性破坏;二是全球化的基础依然较为坚固;三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发动机并未完全熄火: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完全逆转,经济金融体系尚属健康,没有出现大萧条的基础;中国已经取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成功,中国经济的复苏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当前,我国也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1-2月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出现断崖式下跌: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出口同比下降17.2%,进口同比下降4%。CPI同比涨幅分别为5.4%和5.2%,PPI同比涨幅分别为0.1%和-0.4%。鉴于三月份复工复产情况仍未达标,整体经济回暖情况并不乐观,因此,一季度经济运行料将出现六十年来(自1960年以来)极为罕见的负增长。二季度则要受外部市场恶化、外需订单锐减的影响,经济增速可能仍将徘徊在零至较低正增长之间。

经历衰退和萧条,经济在其自身规律的支配下,会迎来周期的下一个阶段--复苏。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把经济从衰退到复苏归结为四种路径:一是V型复苏,表示第一季度出现下跌,立即被第二季度的上涨所抵消;二是U型复苏,意味着从衰退中复苏的时间更长;三是L型复苏,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市场由下跌转为持平;四是I型复苏,意味着经济自由落体一段时间。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未来的复苏之路可能会异常艰难曲折。展望2020年以及2021年,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可能既不会是V型,也不会是U型,而大概率是Nike型的缓慢、微弱复苏。

疫情全球大流行,原油市场暴跌,金融市场暴跌,经济衰退概率加大,这一切都加剧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似乎我们再一次处于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前夜。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目前,业内对全球经济衰退无争议,但对全球金融危机是否会发生仍有分歧。

一般而言,金融危机需要满足三个特征或条件:一是金融市场持续暴跌,包括股市、汇市、债市的剧烈震荡;二是金融机构大量倒闭,主要是指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大型投资银行的破产倒闭;三是金融活动明显萎缩,以流动性的瞬间枯竭为标志,致使金融活动基本停止,市场利率骤然攀升。

就目前情况来看,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整体比较健康,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货币危机、银行危机、信用危机、债务危机、国际收支危机,仅在股票市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流动性困难。相对于最近一次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前的金融体系呈现典型的“两高、两低、两少”特征:一是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高、风险控制能力较高;二是主要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较低、不良资产率较低;三是主要金融机构累积的有毒资产较少、和资本市场联系较少。因此,是否能把这一次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定性为金融危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时间。

如前所述,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源自公共卫生事件,应界定为外生冲击变量,不是经济系统本身出了问题,也不是经济周期原因。同时,本次经济金融震荡尚未达到触发金融危机的全部条件,但其对经济活动的破坏又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大家并不同意简单地称之为新的“大萧条”,认为其后续深远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现在就判断全球经济将进入一次新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或者全面经济危机还为时尚早。

现在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倾向于认为,它更像是一场“复合型危机”,是将过去100年来三大危机的叠加,即2020=1918大流感+1929-1933经济大萧条+2008金融大海啸。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2020年的全球大停摆,集齐了毒蝙蝠+黑天鹅+灰犀牛+亚马逊蝴蝶等多个要素,将全球经济推上了危机悬崖的边缘,是一场大地震、大暴风雪,是真正的百年一遇,是一场人类从来没有遇到的真正的百年一遇的惊涛骇浪!

从学理上讨论了如此之多的概念和范畴,其政策含义在于,危机的源头不在于周期,而是公共卫生事件。因此,尽管各国相继出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可以稳定市场预期及投资者信心,缓解市场的恐慌及焦虑情绪,避免流动性风险进一步上升,对当下全球金融市场的暂时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内生原因及外部冲击造成的“复合型危机”难以靠传统的降息、量化宽松、市场流动性释放等手段得到彻底解决。

所有的宏观对冲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这些手段并不能消灭病毒,只能缓解危机,靠降息甚至是零利率,在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也会加剧市场的担心,甚至会起到反作用。从长期来看,零利率势必使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被进一步挤压,政策效应未来会逐步递减。

如果认可这样的逻辑,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中国央行近期的“按兵不动”。在美联储“意外”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继续珍惜和善用“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并未简单地跟随降低存款基准利率,这是值得肯定的政策选项。货币政策毕竟是总量政策,无论是对于防控疫情,还是对于经济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其作用还是有限的。

未来中国宏观对冲政策的着力点,还是应当主要聚焦于纾困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救急,救小,救穷。各项纾困政策出台可以更快一些,更坚决一些,以给市场和民众更为清晰的信号、更坚定的支持。总而言之,纾困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刺激政策应当更慎重一些。

现在看来,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大家想象得更大、更长、更复杂,很难在短期内通过经济刺激手段解决。未来我们需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把各种困难的情形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做好长期应对的打算。即将出台的一揽子宏观政策,在继续做好防控疫情的同时,既要解决短期稳定需求和畅通供应问题,更要重视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问题。

【作者:王军 中宏观察家、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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