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见证中国历史700年的“画中兰亭”

 行业动态     |      2020-04-07 17:27

活跃于元朝末年的画家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人皆因在笔墨技法上成就显著,在书画史上被誉为“元季四大家”。这一时期的画作重笔墨、尚意趣,讲究“逸气”,常以山水画寄托清高避世的情感,《富春山居图》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正是出自四大家中的黄公望之手。

黄公望这位先生,可并非一开始就有清高避世之态的,相反,早年的他十分热衷于功名,有强烈的参政愿望。

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黄公望出生于今江苏常熟。传说其父亲一直盼望生个儿子,黄公望出生后友人来贺,其中有一位说:“黄公望子久矣!”于是,便以“公望”为名、“子久”为字。

时值宋蒙战争进入高潮,当时襄阳已被蒙古军围困多时,城池旦夕即破。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此后宋元战争持续。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城破,这意味着南宋灭亡只剩下时间问题。

果不其然,元军从湖北顺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攻陷常熟,七岁的黄公望此时还是懵懂小儿。到他十一岁那年,南宋灭亡。

因为年幼,对于元朝的异族统治,黄公望并无强烈的反叛心理。长大后,他工书法,善诗词,散曲上也颇有成就。由于元朝当局轻视汉人,他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仕途。过了不惑之年后经人推荐,他才在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闾座下做了一名小书吏。

张闾是个贪官,平时就为非作歹,后来更是一口气逼死了九条人命,导致“人不聊生,盗贼并起”,朝廷论罪,将其缉捕下狱。黄公望也因此受了牵连,遭受牢狱之灾。

延祐二年(1315年),元朝恢复开科取士。然而,热衷于功名仕途的黄公望这时正身陷囹圄,错过了机会,这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三年后,他从监狱出来,深感官场险恶、世事难料,就皈依了道教。

黄公望一开始搬到了松江,在那里以占卜为生,后来在圣井蓬莱庵出家做了道士,别号大痴道人,又号一峰道人、井西道人。从这时起,年过五十的他才彻底断绝了入仕的念头,拿起画笔,寄情山水,也算是“知天命”了。

虽然学画较晚,但由于彻底放弃了功名利禄,心无旁骛,黄公望的画技进步神速。后来,他在富春江畔春明村筲箕泉结庐定居,对富春山水十分酷爱。他师法赵孟、董源、巨然、荆浩、关仝、李成,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

受益于早年在书法上的精研,黄公望的山水作以董源、巨然为基础,注重师法造化,再以书法中的草籀笔法入画,笔墨简远逸迈,风格苍劲高旷,气势雄浑而又不失绢巧,意境深邃。

可惜的是,黄公望的传世作品非常少,只有十幅,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得弥足珍贵。其中,又以《富春山居图》为其毕生杰作,空灵逸秀,气势沉雄,不但代表了其山水作的最高成就,还把元代的山水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富春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向来有“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美誉,早为世人所推崇。黄公望晚年寓居富春山,淡望富春水,常常“云游在外”,兴之所至,随意点画。其山水画大多创作于此时,包括《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春明村、庙山、大岭等地的山川景致,是富阳境内风光最秀丽的一段。在其上还有题款如下:

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亶亶。布置如许,遂旋填答,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著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十年青龙在庚寅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

从这段题款可以得知,《富春山居图》始作于至正七年(1347年),是赠送朋友“无用师”和尚的礼物。这幅画“阅三四载未得完备”,可见其用心之深。也可证明,至少在至正十年(1350年)以前,它还没有完成。无用师似乎等不及了,又怕有人横刀夺爱,便请黄公望先在画上题款,以明确归属。同时黄公望也想“使知其成就之难”,所以就有了这段题款。

但此画最后完成于何时,终不得而知。据清代王原祁考证是经营七年而成,这在他的《麓台题画稿》中曾明确指出。画始作于至正七年,黄公望逝世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由此可推断《富春山居图》应为其接近“封笔”之作。

假设《富春山居图》成于至正十四年,也就是说,它从1354年起流传至今见证了600多年的中国历史。如果加上创作者黄公望的人生经历,那么就超过了700年。

黄公望在去世前不久将这幅倾其一生精力的杰作送给无用师,《富春山居图》的分量由此变得更重了。同时,《富春山居图》也就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坎坷历程。

前文提到元朝统治者轻视汉人,这必然会激起汉人的强烈反抗。《富春山居图》问世后约五十年,中原大地再次燃起狼烟,起义此起彼伏,最终由朱元璋扫平群雄,北逐蒙古,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

到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有了新主人,即著名书画家沈周。后来,沈周把画交给了一位朋友请他题跋,没想到这位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偷偷把画卖掉,然后狡辩说画被人偷了。千辛万苦才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就这样被“弄丢”,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晚。但他硬是凭借残留脑中的记忆,另外背摹了一幅,也算聊胜于无。

此后,《富春山居图》真迹犹如石沉大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消息,直到又一次朝代更替,也就是明末清初之时。这时,藏主已换成收藏家吴正志。

相传在吴正志之前,还有三位藏主,先后是樊顺、谈志伊、董其昌。其中,谈志伊和董其昌都是明代的大画家。

说起谈志伊,他表字“公望”,与黄公望的名相同,至于是否出于对黄公望的顶礼膜拜,已不得而知。

而董其昌在见了《富春山居图》后,惊呼道:“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俱是矣!”他在长安观赏这幅画时,“心脾俱畅”,“展之得三丈许”,有咫尺千里的感觉。正是应接不暇,叹为观止。最后,他还留下了“元季四家,以黄公望为冠”的评语。

董其昌在世时,中原大地已是烽火四起,关内有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关外后金虎视眈眈,甚至已绕过山海关多次深入中原腹地烧杀劫掠,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明崇祯九年(1636年),董其昌逝世,后金改国号为清。相信正是在此前不久,《富春山居图》才转入吴正志之手。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北京先失陷于李自成义军,明朝灭亡,后李自成又败于清军,清军正式入关,开启了大清王朝时代。而《富春山居图》也传到了吴正志之孙吴洪裕手中。

这吴洪裕倒也识货,极其珍视此图。当时,大清正挥军南下,据恽南田《瓯香馆画跋》记载,吴洪裕在国变之际,置其家藏于不顾,唯独随身携带《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后来他在临死前留下遗嘱,要烧《富春山居图》和《千字文》,“焚以为殉”。所幸,在他死后,他的家人先烧了《千字文》,第二天再烧《富春山居图》时,为吴静庵所阻。

吴静庵是吴洪裕的侄子,在国宝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义不容辞地从人群里猛地蹿出去,愣是把画抢救了下来。《瓯香馆画跋》写道:“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但遗憾的是,画虽得救,起首一段已被焚毁,中间部分被烧出几个连珠洞,幸存部分也是火痕斑斑。

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较小,但比较完整,后人称之“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称为“无用师卷”。

康熙八年(1669年),吴静庵将《剩山图》重新装裱后让与王廷宾,之后辗转于好几位民间收藏家之手,难以查证。但它仍默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维新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等等重大事件。

1911年至1912年,孙中山与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富春山居图》再次见证了改朝换代。此后,中国大地又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直到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才完成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进一步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同时《剩山图》也重现人间。

近代著名画家吴湖帆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自己的居所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当时在浙江供职的沙孟海也得到了消息,他担心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不利于保存,只有交给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便数次前往上海与吴湖帆洽商,晓以大义,希望对方能将国宝献出。

吴湖帆得此名画本欲终生收藏,因此多次拒绝。但沙孟海并不灰心,仍怀至诚之心,不断往来沪杭间,后来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斡旋。在此期间,中国军民上下一心,已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军又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宣告成立。而吴湖帆也终被感动,同意献宝。

今天可以看到,《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但由于整幅《富春山居图》曾有缺失,已无法确知原卷的长度。

《无用师卷》在顺治年间与《剩山图》分离后辗转民间,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乾隆以二千两银子购得。

此前一年,乾隆还得到一本《山居图》,曾写道“偶得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年后购得《无用师卷》,他就有了两幅一样的作品。他反复察看且又思虑再三,最后决定“旧为真,新为伪”,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迹。

但其实先买的这幅《山居图》只是明末文人临摹《无用师卷》的摹本,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后人为了从中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结果把乾隆给蒙骗了。所幸乾隆毕竟是个鉴赏家,虽断言《无用师卷》是假的,但因这幅作品“有古香清韵”,“非近日俗工所能为”,不由心存疑虑,于是也将它妥善收藏,等待“他日之辨”。

《无用师卷》此后被编入《石渠宝笈》次等,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命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无用师卷》始得正名,洗去尘冤。当然,当时清廷并不知道《富春山居图》已一分为二,是以称之为《富春山居图》。无论如何,《无用师卷》从此进入宫廷,并在乾清宫里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较之流离民间,总算得到了更好的“照顾”。

清朝灭亡后,1933年,民国政府组织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包括《无用师卷》在内的万余箱珍贵文物,先运抵上海,再转运南京。1949年,又随国民党败退,辗转迁台。如今,《无用师卷》和《子明卷》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从顺治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段中国历史,假如说《剩山图》是一个民间见证者的话,那么《无用师卷》则是官方见证者,它们站在不同角度见证着同一段历史。当1900年前后,八国联军入侵时,《剩山图》也许代表了义和团的愤怒与不甘,而《无用师卷》也许代表了清廷的无奈与叹息。

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提案,建议分别向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商借《富春山居图》真迹,在作品诞生地富阳合璧展出。撇开其中的政治象征意义,单从历史情怀而言,此事也是一种善举,因此很快得到了冯骥才、梅玖葆等多位文化名人的支持。

温家宝总理也曾感慨道:“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此中寓意不言自明,这也道出了全体中国人和华人、华侨的共同愿望。确实,画犹如此,人何以堪?

2011年6月1日,深受两岸瞩目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成功地举办。这回,《剩山图》赴台,终于和《无用师卷》实现了历史性的合璧。

整幅《富春山居图》描绘了富春江两岸秋初的景色:开卷描绘坡岸水色,远山隐约;接着是连绵起伏、群峰争奇的山峦;下面是茫茫江水,天水一色;最后则高峰突起,渺茫一片。全图虽用墨淡雅,可是却气度不凡。

这是中国壮丽河山的缩影,代表了中国和国人有容乃大。愿两岸求同存异,共绘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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